一、社会现象

从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会封城到今天，新冠疫情肆虐已经近1个月了，截止21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5000例，全国范围内的社区隔离模式还没有得到接触，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冷清十足，年后春运返工潮同比下降45%，各类制造业工厂为复工生产伤透脑筋，由此可见，此次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连夜抢购双黄连）

在此次新冠疫情风暴中，各种抢购潮接连迭起：武汉封城后大家抢购大米、蔬菜，买空了超市中所有的生活物质，此风席卷全国，民众大多都囤积生活物资，囤大米，囤方便面，甚至囤厕纸和涪陵榨菜；抢口罩已经习以为常，几百万人在网上预约购买1万套口罩的新闻屡见不鲜；在某些心怀鬼胎的机构推波助澜下，全民哄抢各类双黄连产品，都以为是特效药，生怕自己被落下。

二、哄抢成因

看着那些哄抢潮中你挣我夺的同胞民众，有些人痛心疾首指责：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自私，不守规矩，冷漠盲从，导致了这类现象接二连三发生。对此论断，我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是民族记忆中的“饥饿”感，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饥荒恐惧”感，使老百姓们在潜在“灾难”面前个个成了惊弓之鸟，总想以囤积待变，避祸于“乱世”。

上溯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下接两千年帝制终结于清，我们自豪于中华文化延绵不断，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王朝盛世鱼贯而出。可惜历史长河中，荣耀是短暂的，几千年历史的大段时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常态。

唐朝开阔雄浑，盛世华章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已是帝国巅峰，可诗圣杜甫仍然悲愤的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北宋炫丽繁华，炙盛于徽宗朝宣和六年，汴京城熙攘繁盛以至《诞生清明上河图》，可于此对照，也有《千里饿殍图》反映当时百姓的凄苦；清朝算是有康乾盛世吧，乾隆五十八年，当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坐船顺京杭大运河南下时，盛世中依然有破衣烂衫的大批民众下河哄抢使团往运河里抛弃的死猪。饥饿感，一直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吃不饱饭一直是我们的第一重大问题。

（千里饿殍图）

大治接大乱，繁荣是短暂的，总得囤粮熬凄苦。几千年的治乱循环加剧了中华民族的“饥荒恐惧”悲情记忆。唐开元盛世牛吧，天宝十四载腊月马上就是尸山血海的安史之乱，宋繁华雅致吧，靖康元年金兵南下洗灭北宋，饿殍千里。十七世纪中叶明朝安逸吧，但一个李自成揭竿而起，荼蘼北方，再安逸颓废的苏杭之地也被兵祸拖入乱世沉沦。

这种饥荒在前面等着的无力感始终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各个阶层的人都带有这种文化DNA。这种文化基金必然伴随着不安全感，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显贵，莫不如是，影响至今。

儒家文化圈的民众都有这种“饥饿不安全感”基因。香港社会居民，在这次疫情中，照样也是哄抢大米，哄抢口罩，哄抢厕纸；新加坡，这个人均GDP超5万美元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即使受疫情影响轻微，不照样也是囤粮囤油囤厕纸吗？还惹得内政部长破口大骂没脑子。这都是民族文化基因惹的祸啊。咱们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出走海外的移民潮，已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基因，对动荡恐惧的不安全感驱使他们远走他乡啊。

三、新农人能做什么？

针对“饥荒恐惧”的民族记忆，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治愈了吗？有，而且也必须有。针对这种民族记忆伤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牢牢确保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即“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落实到农业政策上是要守住“十八亿亩土地红线”。

有市场派认为，没必要死死绷紧耕地红线，通过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让外国人为中国人主要提供粮食供应，我们国家的土地可以用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比如房地产。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危险的，中国是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地球文明史至今从未有过一个十亿级大国的粮食靠外国主要供应的先例，此外，粮食是一种价格刚性十足的商品，一旦遭遇不可测事件，有再多钱也买不到粮食果腹。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上”，指的是口粮安全必须是自己牢牢掌控，但不意味着饲料粮、工业用粮也必须自给自足。比如大豆，主要用于压榨食用油和作为饲料，完全可以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我国需求，因为我国国情是耕地有限，确保口粮安全即是根本，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旦发生不可测事件，大豆供应中断，那针对全国百姓的影响，至多也是少吃点油，少吃点肉而已。

（华北小麦大丰收）

作为一个农业行业从业人员，我们基本的职责就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上”目标完全实现，并且要预计要十代人之上的时间，这个目标完完全全落实，才能逐步消除民族记忆中的“饥荒恐惧”和不安全感，要逐步让民众们相信，无论社会今后怎样发展，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给全社会基本生存需求托底。

毕竟咱们在二十世纪末才解决温饱难题，饿肚子的记忆六零后普遍都有记忆。八零后才普遍免除饥饿记忆，九零后才正式普遍告别物质匮乏记忆。为逐步治愈民族的悲情创伤，新农人的道路还十分漫长久远。为改造农业出一份力，为扩大农业产业附加值献计献策，也是新农人工作的意义所在。